在《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的启示》(德.布洛衣著)中所引用波尔的“波、粒二相互补”,让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如何在同样的时间,全部考虑到二个不同的表象?并如何获取微观现象的完全描述?

波动力学告诉我们应把这两种图像联系起来并在其间建立起一定关系,以使它们得以相互补充而不是直接冲突。从波尔那里我们获得了不仅仅是物理学知识,而是具有广泛意义上的启示。

在这里,进一步延伸到了微观层面的思考,一,即被某种宏观的视线和标准排除在外的世界;二,学习通过互相矛盾的表象去看待同一事物的能力,另外,物理学与其它知识(艺术)的相遇,存在着概念的普遍性以及可连续性。



我们该如何理解普遍性知识?以及它如何被识别和保持连续性?在保罗关于复活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维度,一.基督之死是一个非生物意义上的死亡,只是指一种旧的死,才会有新的生,即对于目前已有的判断、意见、合理性、标准的死,新才有可能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活,即新的事物从一开始就应该是被目前无法分类的、难以判断的。二.死的不是一个希腊人、也不是犹太人、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人——即一个普遍性的维度。死产生了人与话语的分化,或者可以说,生产了一种向死而生的主体? 那么,在这种目前尚不清楚的,无法被现有秩序所命名的普遍性是什么?即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实践是如何开展?



在四川,一直延续着一个习惯,不相识的人聚集在茶馆里,互相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摆龙门阵)传递某种信息,这些信息混杂着某种民间智慧,传统叙事、本地方言,他们把当下流行的话题放在一个固定的故事框架下,不断的开启新的内容,你会发现某种掌故与现在的事物,在反复的诉说中突然产生了新的连接,他们就像是一本正史的旁注,这些旁注者大多是被他们所言说的“中心”排除在外的角色,一种可以忽略其身份的普通人,生产了一种普遍性的信息,这些信息与主流媒介的信息并置着,并保持着连续性。

一种话语生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桌子是“中心”,叙述者和倾听者都处于“边缘”,每一个个体都处于平等的视线中,一种边缘的普遍性产生于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都不能以主体的方式发言,而仅仅讲述“别人”也能看到和听到的故事,这个别人也不是指虚构的人民。

他们的相遇和对现实的提问,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发问,而成为了对于一种媒介的排演。



在《种群数量的时空生态》(徐汝梅著)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一种生态实验方法:建立一个温室生态系统,对不同的有机体分布和丰盛度相互作用进行的研究。它是一个可控的开放系统。


1. 可控:在于它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它所呈现出的简单性,一般只包含一种物种,以及与此物种有关的害虫,以及一种拟寄生物,这个寄生物同时是害虫的天敌。其害虫与天敌共处同样的环境,环境的物质状态(光、温度、湿度)可控,另外,其生理状态及生长发育可控。

2. 开放:在于这个人工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着能量与物质的交换,即对于这个人工系统的能量流的输入和输出。系统实验显示了几个基本的生物成分:作物、害虫、天敌,以及衍生物——食腐屑生物的产生,从而构成了第二个生物链——食腐屑生物链。

首先,这个被实验认为不重要的第二生物链生产了这个环境的剩余,它被排除在实验目的性之外,作为一种主系统可以被忽略的“意外”,换句话说,在可计算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总的生物量之间出现了某种间隙,它产生与必然性与随机性的双重关联中。

第二,这个本来实用于针对复杂性生态系统的简单模式化过程,同时表现出它本身包含的复杂性的可能。它与它所模拟的自然系统一样生产了不可确定性,保留了特殊性中的一般性。

第三,其能量的输入—输出(可控性原则)作用于作物、害虫,以及影响双方的生长、发育速度,但与此同时,双方的生长速度、数量、分布又反向的影响了彼此的可控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始终充满了动态的、不确定的和某种意义上的可控性的剩余。

这个实验对于工作室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工作向度,即建立在知识综合意义上的实践,并不是互相之间的简单缝合,而在于对实践、测试与建构世界的方法,实践者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物流的产品,或者只能以各自的特殊性作用于互相交换信息,它应该允许任何“参与者”在相同的条件下保持某种连续性,并在保留这个过程的普遍性意义上传递和产生新的链接方式。




汪建伟

2015

汪建伟:关于我工作的若干笔记


在《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的启示》(德.布洛衣著)中所引用波尔的“波、粒二相互补”,让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如何在同样的时间,全部考虑到二个不同的表象?并如何获取微观现象的完全描述?

波动力学告诉我们应把这两种图像联系起来并在其间建立起一定关系,以使它们得以相互补充而不是直接冲突。从波尔那里我们获得了不仅仅是物理学知识,而是具有广泛意义上的启示。

在这里,进一步延伸到了微观层面的思考,一,即被某种宏观的视线和标准排除在外的世界;二,学习通过互相矛盾的表象去看待同一事物的能力,另外,物理学与其它知识(艺术)的相遇,存在着概念的普遍性以及可连续性。



我们该如何理解普遍性知识?以及它如何被识别和保持连续性?在保罗关于复活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维度,一.基督之死是一个非生物意义上的死亡,只是指一种旧的死,才会有新的生,即对于目前已有的判断、意见、合理性、标准的死,新才有可能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活,即新的事物从一开始就应该是被目前无法分类的、难以判断的。二.死的不是一个希腊人、也不是犹太人、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人——即一个普遍性的维度。死产生了人与话语的分化,或者可以说,生产了一种向死而生的主体? 那么,在这种目前尚不清楚的,无法被现有秩序所命名的普遍性是什么?即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实践是如何开展?



在四川,一直延续着一个习惯,不相识的人聚集在茶馆里,互相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摆龙门阵)传递某种信息,这些信息混杂着某种民间智慧,传统叙事、本地方言,他们把当下流行的话题放在一个固定的故事框架下,不断的开启新的内容,你会发现某种掌故与现在的事物,在反复的诉说中突然产生了新的连接,他们就像是一本正史的旁注,这些旁注者大多是被他们所言说的“中心”排除在外的角色,一种可以忽略其身份的普通人,生产了一种普遍性的信息,这些信息与主流媒介的信息并置着,并保持着连续性。

一种话语生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桌子是“中心”,叙述者和倾听者都处于“边缘”,每一个个体都处于平等的视线中,一种边缘的普遍性产生于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都不能以主体的方式发言,而仅仅讲述“别人”也能看到和听到的故事,这个别人也不是指虚构的人民。

他们的相遇和对现实的提问,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发问,而成为了对于一种媒介的排演。



在《种群数量的时空生态》(徐汝梅著)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一种生态实验方法:建立一个温室生态系统,对不同的有机体分布和丰盛度相互作用进行的研究。它是一个可控的开放系统。


1. 可控:在于它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它所呈现出的简单性,一般只包含一种物种,以及与此物种有关的害虫,以及一种拟寄生物,这个寄生物同时是害虫的天敌。其害虫与天敌共处同样的环境,环境的物质状态(光、温度、湿度)可控,另外,其生理状态及生长发育可控。

2. 开放:在于这个人工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着能量与物质的交换,即对于这个人工系统的能量流的输入和输出。系统实验显示了几个基本的生物成分:作物、害虫、天敌,以及衍生物——食腐屑生物的产生,从而构成了第二个生物链——食腐屑生物链。

首先,这个被实验认为不重要的第二生物链生产了这个环境的剩余,它被排除在实验目的性之外,作为一种主系统可以被忽略的“意外”,换句话说,在可计算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总的生物量之间出现了某种间隙,它产生与必然性与随机性的双重关联中。

第二,这个本来实用于针对复杂性生态系统的简单模式化过程,同时表现出它本身包含的复杂性的可能。它与它所模拟的自然系统一样生产了不可确定性,保留了特殊性中的一般性。

第三,其能量的输入—输出(可控性原则)作用于作物、害虫,以及影响双方的生长、发育速度,但与此同时,双方的生长速度、数量、分布又反向的影响了彼此的可控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始终充满了动态的、不确定的和某种意义上的可控性的剩余。

这个实验对于工作室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工作向度,即建立在知识综合意义上的实践,并不是互相之间的简单缝合,而在于对实践、测试与建构世界的方法,实践者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物流的产品,或者只能以各自的特殊性作用于互相交换信息,它应该允许任何“参与者”在相同的条件下保持某种连续性,并在保留这个过程的普遍性意义上传递和产生新的链接方式。




汪建伟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