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论”总是能让我们知道那里就是最重要的位置,由于重要——所以正确,我们也就事先确定了恶——即知道了哪些是不正确的、坏的、或者说敌人是谁。态度让我们用伦理学的方式宣布了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环境)的单一视角,即只有这个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的只是对一个被命名的环境的忠诚,但同时,我们被屏蔽在伦理学统治的世界之外,思考的可能性之外。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无法考虑我们与这个环境的其它——恶之外的事物,我们甚至不能够思考这个环境最基本的状况,而恰恰是这一基本状况所具备的单一性,是我们众多行动的初始点,和偶然性行为中“不可理喻”的动因。那么,是否有这样一个可能?即在被各种伦理道德与态度涂抹过的环境中,我们可以“不道德”的、没有态度的谈一下我们纯粹的行为,以及这个行为如何发生?它的位置、以及如何被感知?

我们已经丧失了对于一个不含任何伦理态度支配的物(艺术)的判断,因为重要的不是物,是态度,所以这个物已经失去了被单一解决的合法性,况且,好像有某种道德的共同体阻止我们行使对物的非伦理行动,这个集体无意识取消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只能对这个物所处的环境进行阐释——即对一个已经被事先注册的环境估评标准来进行处理。在这个环境执行标准中,艺术、物,只能被作为工具意义来思考,它包括这个物反映了什么、社会问题、历史意识、斗争策略-------?用一种想象的统一体来处理围绕着这个环境的所有问题——进入到一个对于恶的处理程序与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艺术家只有尽可能的表现出他对于环境处理的某种能力(社会舆论的焦点、时政新闻的关联、以及资源分配的平衡------)展示一种被集体的目光所注视的发言。

由于外在于一个真实的环境,对环境的单一视角在现实中只能妨碍了我们对真实环境的理解,并且被单一环境所征服,我们无法拥有自己的时间经验以及对环境采取非常规行动的能力,为此,也许我们需要在当代艺术的行动中拧干任何道德与伦理的水份。



汪建伟

2013.9


拧干态度的水份

“态度决定论”总是能让我们知道那里就是最重要的位置,由于重要——所以正确,我们也就事先确定了恶——即知道了哪些是不正确的、坏的、或者说敌人是谁。态度让我们用伦理学的方式宣布了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环境)的单一视角,即只有这个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的只是对一个被命名的环境的忠诚,但同时,我们被屏蔽在伦理学统治的世界之外,思考的可能性之外。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无法考虑我们与这个环境的其它——恶之外的事物,我们甚至不能够思考这个环境最基本的状况,而恰恰是这一基本状况所具备的单一性,是我们众多行动的初始点,和偶然性行为中“不可理喻”的动因。那么,是否有这样一个可能?即在被各种伦理道德与态度涂抹过的环境中,我们可以“不道德”的、没有态度的谈一下我们纯粹的行为,以及这个行为如何发生?它的位置、以及如何被感知?

我们已经丧失了对于一个不含任何伦理态度支配的物(艺术)的判断,因为重要的不是物,是态度,所以这个物已经失去了被单一解决的合法性,况且,好像有某种道德的共同体阻止我们行使对物的非伦理行动,这个集体无意识取消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只能对这个物所处的环境进行阐释——即对一个已经被事先注册的环境估评标准来进行处理。在这个环境执行标准中,艺术、物,只能被作为工具意义来思考,它包括这个物反映了什么、社会问题、历史意识、斗争策略-------?用一种想象的统一体来处理围绕着这个环境的所有问题——进入到一个对于恶的处理程序与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艺术家只有尽可能的表现出他对于环境处理的某种能力(社会舆论的焦点、时政新闻的关联、以及资源分配的平衡------)展示一种被集体的目光所注视的发言。

由于外在于一个真实的环境,对环境的单一视角在现实中只能妨碍了我们对真实环境的理解,并且被单一环境所征服,我们无法拥有自己的时间经验以及对环境采取非常规行动的能力,为此,也许我们需要在当代艺术的行动中拧干任何道德与伦理的水份。



汪建伟

2013.9